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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商人遭受十年恶意诉讼:入狱一年六个月又遭千万元索赔

  发表日期:2010年12月14日          【编辑录入:shiye

                               浙江商人遭受十年恶意诉讼:
                             入狱一年六个月又遭千万元索赔
 
                                    文图/石野焦点网 金剑

                                      中国记者维权网 王定力


      10年前,浙江商人朱建洪倾其所有,雄心勃勃地来到安徽黄山市投资房地产,谁知却先后十几次被同一合伙股东告上法庭,被迫离开了董事长和总经理职位的他,又因职务侵占罪和伪造公章罪锒铛入狱,不仅所投资的千万资金打了水漂,更令他遭受了一年六个月的牢狱之灾。就在其苦苦为冤情四处申诉时,他又被昔日老对手推上法庭,2010年7月26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通过长达两年的审理后,又判决朱建洪等人赔偿12224024.10元,外加利息1550233.94元,合计13774258.04万元。朱建洪不服,当即上诉到浙江省高院。

      朱建洪的案情一度扑朔迷离,众说纷纭,曾受到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和法学家的关注。本刊特约记者对此进行了深入调查…… 

    抢夺公司大权,股东挑起一系列恶意诉讼

    今年48岁的朱建洪为浙江淳安县千岛湖人,系浙江省杭州久大置业有限公司(下称“杭州久大”)的总经理。2000年2月,身为杭州久大总经理的朱建洪与淳安西园房地产有限公司(下称“淳安西园”)一起赴黄山参与黄山旧城改造重点工程——原屯溪罐头食品厂的改造。


 满面沧桑的朱建洪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合法经商竟会遭受股东长达十年的恶意诉讼和蒙受牢狱之灾。

      这两家公司共同注册了黄山西园置业有限公司(下称“黄山西园”),尽管杭州久大作为黄山西园公司的小股东来投资的,但为支持“黄山城市花园”项目的建设,朱建洪几乎把公司所有的资金都投在了黄山,除注册资本400万外,又额外投资1420万元,累计投资额1820万元;而作为大股东,淳安西园只投资注册资本900万元,其他分文未投。

      然而,谁知就在此时,与其合作的大股东却做出了一系列令他措手不及的行动。

      2002年7月1日,淳安西园法人方昶行等单方召集临时股东会,并选举方、侯、周三人为公司新一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三年。朱提出作为股东之一的杭州久大没有一名代表为董事,其委派程序、选举人员均不合法,但对方毫不理睬。
 
      同年10月10日,淳安西园开始了恶意诉讼的第一步:向杭州西湖区人民法院起诉杭州久大和朱建洪,要求确认黄山西园股东会决议及董事会决议合法有效;请求被告向新一届黄山西园董事会移交公司营业执照、公司公章及财务专用章、财务账册等公司资料,并移交公司经营管理权;同时向西湖区人民法院申请诉讼保全。

      2002年11月22日,西湖区人民法院扣押了“黄山西园公司”的公司印章和公司财务专用章各一枚。身为董事长的朱建洪认为内部股东的行为是无理诉讼,他与公司一起当即与法院紧急协商,并指出:公司的公章一扣,发放民工工资、签订工程合同、销售房屋等工作都得停下来,这样损失太大。2003年5月,尽管有黄山政法委有关领导多次出面协调,但公章保全事宜还是没有得到妥善解决。此时,身为公司董事长的朱建洪为了公司整体利益,在得到公司的其他董事同意后,决定委托员工邵红云以公司的名义,又到指定的合法刻印点刻置了一枚公章,没想到此举为他埋下了祸根。

      2003年10月,淳安西园强行接管了黄山西园公司,最后迫使朱和久大委派来的物业公司副总经理余友何及其公司员工离开了曾经工作和生活4年多的黄山。

      此后,久大公司和朱建洪多次要求西园公司共同对黄山西园进行全面审计以及黄山新街的后续经营管理等一系列问题沟通,但一直无果。
 
      据朱建洪的律师称,为了赶走朱建洪,淳安西园公司未经黄山西园董事会同意,先后以新成立的董事会决议、股东会决议等为由,在内部的诉讼纠纷有20多起,其中起诉杭州久大和朱建洪的案件有10起,所涉诉讼金额高达上亿元。经历了两年多的诉讼,最后都以黄山西园败诉或撤诉而告终。
 
      据记者多方了解,淳安西园原是杭州市一家国有房地产开发企业,1998年改制时,因当时职工资金不足无力完成改制企业注册,于是该企业主管领导邀请方某某以其名义参与改制,注入资金200万元,占注册资金66.67%;自然人叶元剑及职工占股33.33%。完成注册后,方昶行就以借款方式全部抽回200万元注册资本,但在工商注册中仍是该公司股东。方掌管淳安西园时,正值朱建洪领导的黄山西园项目建设的中后期,很快波及到黄山西园公司,并使公司内部和股东之间发生变故。

      方取得了新的法人代表身份后,便迫不及待地要求接管黄山西园,但遭到久大公司和朱建洪的拒绝,朱认为方根本不懂经营,特别是,此时是黄山西园开发的“黄山城市花园”项目运作最为关键的时候。

      见一计不成,方又利用杭州久大个别股东和朱建洪的矛盾,向淳安县公安局举报朱建洪挪用资金等,2003年6月,当地警方对朱建洪实行了强制措施,因证据不足,被关了70多天的朱建洪这才被无罪释放。

      2003年10月,方变更了黄山西园的法定代表人,终于接管了黄山西园。但他没想到“黄山城市花园”属一个综合型项目,其中有大部分资产抵押在银行,公司还要负责黄山新街配套设施的后续建设、物业的管理、商场的管理等一系列问题。

      方认为这一切都是由朱引起的,为了出气,他一边挑拨不明白真相的业主们指责朱建洪,一边又于2004年10月13日,以黄山西园董事长和法人代表的身份,向浙江省淳安县人民法院起诉杭州久大公司和淳安千岛湖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要诉讼请求中请求确认2001年4月21日“关于黄山城市花园项目前期物业管理工作的合作协议”无效;判令两被告返还款项70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120120元。但在2005年1月17日,原告却又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

                         撤诉民事变刑事,董事长蒙冤入牢狱

      但谁也没有想到,这宗撤诉后的民事纠纷却很快升级为刑事案件,并最终导致朱建洪遇受牢狱之灾……

      2004年12月16日,正在办公的朱建洪突然被黄山警方带走,并很快被逮捕。2005年3月,黄山屯溪区检察院分别以职务侵占罪和伪造公司印章罪提起公诉。

      朱的两名代理律师向法庭递交了大量证实朱无罪的证据,并指出,2002年7月,朱建洪把黄山西园应付给杭州久大的部分合作费70万中的46.5万元,汇至萧山购买丰田佳美轿车一辆(牌照号为浙AV0017),后来,此车一直为公司使用,并纳入公司的固定资产统一管理;而剩余款项的23.5万元,则分两次汇至杭州久大公司,朱分文未动。

      朱建洪气呼呼地说:“那枚公章实为公司在迫不得己的情况下,由董事会同意决定的,而我从来没有使用过该公章,因为我当时因另一宗错案于2003年6月3日至8月17日被警方非法关押了……”

      朱建洪刑事申诉代理人、安徽金晟律师事务所律师唐大森指出:第一,杭州西湖区人民法院不顾企业正常经营需要的保全行为是刻制第二枚和第三枚公章的直接导因。第二,房地产企业面对购房户办理房屋产权手续时,开发商的公章是不可缺少的,刻制第二枚公章是为了公司经营运行,而且迫于无奈。第三,这是一种公司行为,并非朱的个人行为。作为异地投资的开发商,一旦因没有公章为购房户办手续,将会引起怎样的震荡和社会不安定情况呢?

      2005年6月15日,一审法院以被告人朱建洪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30万元;犯伪造公司印章罪,判处拘役六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30万元。二、被告侵占的财产人民币70万元予以追缴。三、随案移送‘黄山西园置业有限公司印章’予以没收……
 
    朱的遭遇引起了当时的全国人大代表王维忠、王明丽等人的关注,一些法学家也对此发表意见,  其中国家法官学院教授、著名刑法专家张泗汉指出:职务侵占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已有的行为。本案中的朱建洪是代表黄山西园公司和杭州久大公司签订一份《关于黄山城市花园项目前期物业管理工作的合作协议》,之后按协议进行履行义务,朱客观上并没有实施虚构《合作协议》的行为。朱建洪当时是黄山西园的董事长、总经理,对公司的经营问题,黄山西园接管协议支付杭州久大合作费70万元,系物业费用,并非为朱私人所有。

      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著名刑学专家、西南政法学院院长陈忠林也指出:朱在明知公司印章被法院查封并没声明作废的情况下又去刻印一枚公章的行为,只是违反了印章的有关管理条例,仅是一种错误行为,但根本构不成犯罪。他是在公司其他董事同意下让员工凭公司的合法手续前往指定印章部门刻制的,并没有隐瞒事实,同时手续合法,更没有对社会造成任何危害。因此一二审法院是枉裁判。

      朱建洪上诉到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后,直到2006年4月,他才收到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黄中法刑终字第54号刑事判决,二审以被告“朱建洪犯职务侵占未遂和犯伪造公司印章罪”改判其为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更令朱建洪及家人匪夷所思的是,判决书上的日期竟然是2005年12月。


      2010年11月18日,渴望法律还其清白的朱建洪在安徽省省高院刑事再审开庭结束后与代理人和记者合影

      在社会各界的关注下,经过长达四年时间的申诉,朱建洪的申诉终于引起了全国人大和安徽省高院的高度重视。经过多次审查,2010年4月2日决定由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立案再审。2010年11月18日下午3时,安徽省高院对此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当由安徽省高级人民检察院指派的公诉人向法庭提出:本案一、二审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人朱建洪有犯罪行为,请求法庭认真对待,依“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作出公正的判决……

      尽管法院没有作出当庭判决,但公诉人的明确意见,早令蒙冤入狱、遭受多年恶意诉讼并几近破产的朱建洪情不自禁,当庭泪流满面。他相信,此次省高院一定会给予他一份公正的判决。

      一连串的打击,己令时年48岁的朱建洪未老先衰,头发花白。一直为人低调、合法经商的他,始终认为自己是无辜的,为此,在金钱和精神上损失巨大的他,放弃了一切,或埋头于大量的法律书刊之中,或向有关关部门苦苦申诉和上访自己的冤屈。

                            刚出牢狱,又遭千万元巨额索赔

      就在身心俱伤的朱建洪正在四处为自己的刑事案申诉时,一直欲将他置于死地的黄山西园公司,又于2008年4月11日以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损害公司利益赔偿纠纷为由,将该公司的一方股东杭州久大和曾为该公司董事高管的朱建洪、王凌峰等作为被告告上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要求被告方赔偿33363165.55元。而更令人注目的,原告的委托代理人除了一名北京律师,其中之一就是一直与朱建洪唱对台戏的方昶行。

      朱建洪当然明白这又是老对手实施的又一次恶意诉讼。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杭州市中院通过三次开庭审理、历经长达两年多的时间后,无视被告所提供的大量事实和证据,只单方听取原告方的诉讼,最终于2010年7月16日在一份(2008)杭民二初字第95号民事判决书中判决朱建洪等人赔偿12224024.10元,外加利息损失1550233.94元,合计13774258.04万元。

      本来就不该立案的案子,经过一波三折后,自己不但败诉,而且更要承承担高达一千多万元的赔偿!这对于刚经历过牢狱之灾的朱建洪而言,实在是雪上加霜。

      朱建洪的代理人、浙江思伟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勤保明确指出:原审法院是枉法判决,不应当将浙江韦宁工程审价咨询有限公司(简称“韦宁公司”)对工程的鉴定报告和补充鉴定报告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而应对新街装饰工程重新鉴定。令人奇怪的是,一审法院对朱建洪等被告提交的证据和事实都不予采纳,而对原告方黄山西园公司提交的证据则任意扩大其证明效力。

      特别是,黄山西园只是黄山新街精细装饰工程的案外人,无权对该工程量、工程款提出任何异议,否则,就违反了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因此,一审法院超越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对新街公司与建工公司施工的黄山新街精细装饰工程进行鉴定,且对人工费、奖励、材料费不予认定,明显是错误的。因为,其一,2002年8月20日新街公司与黄山市建工总公司(下称“建工公司”)签订《建设装饰工程施工合同》之后,由建工公司进行施工,竣工验收后,建工公司的送审价为9371744.45元。最后经新街公司、建工公司、中国建设银行安徽省分行建设工程咨询审价黄山分中心(下称“建行审价中心”)共同审价,建工公司关于黄山新街精细装饰工程款为8423362.41元。同时,新街公司就该工程款已全部支付给建工公司,对黄山新街精细装饰工程款,业主、建设方、建行审价中心是共同认可的。在此之后,黄山西园按该工程价款受让黄山新街精细装饰工程,因此,黄山西园作为第三方是无权对黄山新街精细装饰工程工程量、价款提出任何异议的。其二,黄山西园对黄山新街精细装饰工程不是当事人,而是案外人;且黄山新街精细装饰工程在前,黄山西园公司受让该工程在后,因此,其工程造价只要黄山新街公司、建工公司双方认可。而黄山西园对黄山新街精细装饰工程造价提出异议明显违背了合同主体的相对性原则。其三,黄山新街精细装修工程,作为黄山新街公司已支付相应的工程款8423362.41元,不存在虚假。这有审计报告和其它它证据证明。

      另外,黄山西园接受黄山新街精细装饰工程是在工程竣工验收、决算、工程款付清的情况下,经过黄山西园、新街公司共同协商后作出的,因此,其与新街公司之间是一个工程转让关系,也只能就工程转让价格提出异议,但对黄山新街公司的工程量和工程价款无权提出异议。更何况,黄山西园受让黄山新街精细装饰工程,新街公司也是原价转让,并没有加价转让,其转让价格是合理的。

      朱于2010年8月17日上诉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同时亦提交了多份铁的证据;与此同时,原告方也上诉至省高院。该上诉案己于2010年9月29日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开庭,目前还在进一步审理之中。

      2010年9月29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开庭公开审理了此案,目前还在进一步审理之中。2010年11月12日,记者特意前往浙江省高院采访此案,宣传处一位负责人在面对记者时称,根据最高院的有关规定,对于正在审理的案情,有关法官不可以接受采访。不过,法院随时接受新闻媒体和社会各界的监督。

      2010年11月18日,正在安徽省高院参加庭审的朱建洪,特意就正在浙江省高院审理的“遭受千万元索赔”的民事案,接受了记者的独家采访。

      对本案诉讼的相关事实,朱建洪认为自己没有过错。他列举大量书证和事实证明以下:黄山西园公司与建工公司的补充协议,其价格是正常程序和市场情况确定的,黄山西园受让黄山新街精细装饰工程的价格,是新街公司与建工公司的决算价,没有任何过错;在整个装修工程中,有工程部专门负责,跟踪管理整个项目,我作为董事长、总经理从来没有越级插手工程事务,也没有其未尽职的其它事实证据;该工程造价有建行审价中心审核并由黄山西园公司与建工公司三方确认。同时,黄山西园公司受让黄山新街精细装饰工程的价格,也是在业主、建设方、建行审价中心三方确认的工程决算价格基础上确定的,我本人没有任何侵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和事实。

      黄山新街装修是黄山西园公司城市花园的一个工程分项,其工程各环节均按正常程序进行管理,工程决算也经监理机构和审计机构审核。该装修工程经有资质的审核机构合法审核的结价款总额为30515741.55元元。但一审法院不顾以上事实,重新委托鉴定,委托的鉴定机构则只按照部分图纸和现场测量来计算总造价,其鉴定结果为16968198元,加上一审法院认定的工程奖1323519.45元,合计18291717.45元。两者差额达12224024.10元之多,这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对朱建洪身上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案情,早在2005年就引起了著名卧底记者、青年报告文学作家石野的密切关注,他顶着巨大压力,排除种种干扰,多次前往浙江和黄山对此案进行调查,掌握了大量事实和证据,在多位人大代表和法学专家的支持下,他先后在“石野焦点网”和《记者观察》杂志独家报道了此案;随后又于2008年3月在其由北京某中央出版社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力作《我为人民说真话:人大代表王维忠传奇》一书中,特别以专门章节予以披露。特别是,因为此书主人公是全国第九届、第十届人大代表,加上此书由原吉林省省委书记、省人大主任、现任辽宁省委书记的王珉亲笔作序支持,吸引了社会各界的眼球,更引起了最高人民法院和安徽省高院的重视。

      针对朱建洪的一连串冤案,石野沉重指出,商人朱建洪遭遇到系列恶意诉讼,有其复杂深厚的社会背景,除了地方个别领导的权力干予,权大于法,更有基层司法腐败所致,这种不正常现象更令人深思。现在,安徽省高院对其刑事案的再审,令朱建洪看到了希望;目前浙江省高院正在审理朱的那宗被索千万元的民事案,我希望合议庭能排除权力的干扰,公正审理,维护法律的尊严,还当事人一个公道。

                                     专家说法

      北京德勤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北京律协宪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徐灿在认真地审阅了本案相关卷宗后一针见血指出:朱建洪的上诉有理,作为二审法院应予支持,而黄山西园的上诉无事实和法律根据,二审法院应予驳回。

      同时,他特别指出,浙江省高院对该案应中止审理。这是因为:其一,黄山西园与黄山新街公司的案件,黄山西园已在申请再审,而该案直接关系到768万元装修款的抵扣问题,但杭州市中级法院己错误地认可768万元装修款已抵扣,如果二审法院也认为是抵扣的事实,那么本案应当在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决定是否再审后再进行审理。其二,朱建洪侵占未遂、伪造公司公章的刑事案件,现已在再审过程中,而一审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使用朱建洪等人的笔录系该刑事案的证据,以此来认定朱建洪存在过错将可能产生证据冲突。

      同时,我注意到,朱建洪作为法人代表的杭州久大置业公司直接投入黄山西园的资金达1220万元,迄今为止,连本金都分文未能收回,他的这巨额损失应当由谁来承担呢?

      武汉大学民商法学博士陈小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朱建洪的案子令我很深思,这个由民事上升为刑事的案子有些奇怪,依照《合同法》《公司法》等法律规定,杭州久大在黄山西园公司只占30.77%的股份,杭州久大不是实际控股股东。《公司法》第21条规定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该条规定股东承担赔偿的条件有:①是控股股东;②利用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而杭州久大不是控股股东,也没有利用关联关系损害黄山西园公司的利益,因此,杭州久大不符合承担法律责任的必备条件。因此,黄山西园公司认为杭州久大应承担法律责任无法律依据且又有些过于牵强。

      中国政法大学有关刑法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朱建洪的行为连民事都构不成,又怎么能受到刑事处罚呢?而我要特别指出的是,恶意诉讼朱的淳安西园公司在1998年改制完成注册后,其中方昶行就以借款方式全部抽回200万元注册资本,但在工商注册中仍是该公司股东,此行为己触犯刑法第159条抽逃出资罪,以及最高检关于抽逃出资罪的司法解释,理应受到法律制裁。 朱建洪完全可以要求当地检察院和人民法院要求对淳安西园公司及其相关法人和股东依法查处。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教授崔敏:有关本案的刑事部分,早有多位刑法专家定论,我就不再重复太多。但我想指出的是,十年间发生在朱建洪身上的一系列恶意诉讼,令人深思。这些基层法院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对于任何一个案子,法院都应依法守法,慎之又慎,不可滥用诉讼权,这样不仅浪费司法资源,会出冤假错案,更会给相关当事人造成伤害,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当然,目前,我国人民法院在审理案情时,有时会出现无法独立行使判决权,会受到地方政府和官员的行政干扰的不良现象。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戴俊英博士认为;对于本案我有两点看法;第一,在这样一个不是疑案的案子中,我们的法院却审来审去审了七八年,难道我们的基层法院面临这样恶意的诉讼没有一点办法了?要知道,在此前,黄山西园公司就对杭州久大和朱建洪的恶意诉讼多达十几起,但最后都被法院依法驳回或自行撤诉了。第二,面对如此多的同一原告对同一被告的恶意诉讼,为何有的法院愿意受理呢?如果我们的法院这样大量浪费人力物力财力去审理审判时,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司法制度的设计和法治到底是为了维护谁的利益?

      著名社会学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王震宇教授早在几年前就一直关注此案,她认为:这宗原来连民事都败诉或撤诉的纠纷,后来在人为作崇下,竟然上升为刑事案,并最终令朱建洪陷入困境,这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地方政府不应插手企业内部纠纷,应大力保护投资商的合法权益。从朱建洪一案中,不难看出地方执法部门有很大的关系。众所周知,发展中的企业内部难以避免矛盾,但企业内部的矛盾应由他们自己去协商解决,地方政法部门不应插手,公安更不应以公权插手。对于前来贫困地区投资发展的开发商,地方政府理应大力出台有关措施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以保障这些投资者的切身利益,特别是对他们人身权利的保障非常重要,否则就会大大挫伤投资商的热情,产生一系列负面的连锁反应。朱建洪作为一名依法投资的商人,竟在几年间遭受到同一原告十几起恶意诉讼,在刑事中令其蒙冤受狱,民事在总是一波示平一波又起,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如果权钱交易,没有司法腐败,我们的司法部门为何置事实和法律而不顾呢?特别令我奇怪的是,朱建洪在遭受到牢狱之灾后,又会遭到同一原告的高达千万元的索赔,而此案是实际上是根本不该立案的民事诉讼 ,地方法院的司法资源到底为谁服务?

      北大社会学系社会学王博士:在黄山西园内部纠纷这件事上,地方政府没有掌握好分寸,对这种投资企业的内部纠纷,政府部门理应冷静,不能有冲动性的处理。特别是,地方公安不应插手股东内部的纠纷。朱建洪之所以在长达十年间遭受如此多的恶意诉讼,与地方某些领导的插手和干扰有一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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