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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得主的获奖心路:文学的洗礼民主的实践

  发表日期:2011年8月27日          【编辑录入:shiye

    新华网北京8月26日电(记者 任沁沁 黄小希)“这是一次文学的洗礼,民主的试验。当作品和茅盾文学奖结合起来,就是民主和自由——这是我们一直所期待的。”著名作家刘震云26日在北京说,这也是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得主们的共同心声。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日前经五轮投票尘埃落定,张炜的《你在高原》、刘醒龙的《天行者》、毕飞宇的《推拿》、莫言的《蛙》、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五部长篇佳作获得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荣誉。

  8月26日,张炜、莫言、刘醒龙、刘震云在京接受媒体采访,袒露获奖心路。

  “茅奖”的转折点:走向民主与透明,追求最大程度的公正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对评奖工作进行了一些改革,包括扩大评委代表性,加强评选连续性,首次采取实名制投票,每一轮评选作品入围都在中国作协官网上进行公示等。

  “评选机制、规则的改变,是明智的。”刘震云坦承,这次的获奖者都是民主的受益者。

  莫言说,此次实行“大评委、实名制”,对文学本身很好,随着公众对文学关注度的提升,文学的公开和透明都可以做到,但公正很难。因为对文学作品的评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要人人满意基本不可能,只能相对公正。

  “评奖有了公开、透明的基础,才能做到最大程度的公正。”张炜说,相信此次评奖会是茅盾文学奖历史上的重要转折,并将这种机制延续下去。

  作为中国最高荣誉的文学奖之一,茅盾文学奖自1982年开始,每四年评选一次。

  本届获奖作家们以平和淡然的态度面对“大奖”。

  “面对获奖,我们都保持冷静态度,也许十天,或者一个月,总之尽快忘掉,然后轻装上进,好好写作。”莫言说。

  “一切都要等待未来的检验。”张炜说,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当所有人各归其位时,看看我们的作品是否还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获得读者的信任,这是最重要的。

  “获奖与否其实并不重要,作品没有多一字或少一字。”刘震云说,对他而言,在创作获奖作品《一句顶一万句》的过程中,自己从一个写作者变成倾听者,写作获得了很大的自由,是最值得珍惜的收获。

    感谢质疑:更多地倾听并从中汲取营养

  张炜的《你在高原》共有450万字,相当于6部120回的《红楼梦》。有人质疑其以长取胜,有人认为其故事情节单薄,哲学思考过多,写作中缺乏节制。

  “我注意到不同的声音,这是很好的现象。这些相对笼统的质疑,对我来说还是有价值的,我需要更多地倾听并从中吸取营养。”张炜说。

  “这是一部我写过最复杂、付出心力最多的一部作品。”他说,我们可以把玩一个精美的玉雕,但它不能取代长城,美的标准是不同的。“长”并不影响文学品质。

  而莫言的《蛙》也同样被一些读者认为“在体裁上做了很大转变,但文学艺术成就上并没有超过《檀香刑》《丰乳肥臀》等,获奖更像是颁给作家本人而非作品本身”。

  莫言回应说,《蛙》经历了十余年酝酿构思,四年写作,多次易稿,塑造了他过去小说中从来没有出现的形象“姑姑”,如此丰富的一个女子,如果用写实手法写其一生,篇幅必定很长,所以采用了书信体和话剧的创新题材。

  “题材、故事、结构的结合比较完美。”他满意于这样新颖的结构方式,“创新将是今后我创作的重要目标。”

  有人提出,如今的获奖作品受众面大不如过去的茅盾文学奖作品如《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等。

  张炜表示,经典的影响力是在一个相对漫长的时间里形成的。他同时指出,不是市场越大,作品越好;纯文学写作相对来讲有不可取代的个性,是不可超越的,很多作品要在时间里去淬炼。

  有人为网络小说未得奖鸣不平。张炜表示,思想和文学含量是评价的最重要标准,这个标准不会也不能因为载体改变而改变。无论何种作品的创作,都应该以个人现实生活经验为基础,作家可以用不同形式表达人性、表达个人艺术内容,但对现实的理解深度不可以改变,这是根本关切和艺术出发点。

  刘震云认为,不能说写现实生活的作品就很现实,写穿越和幻想题材就很浪漫,甚至可能恰恰相反,“此次获奖的五部作品,都很写实,但思想都在向不同方向自由飞翔”。

  对于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刘震云认为,不要把这件事看成就像良家妇女变成风尘女子一样。“影视对文学有一个直接的作用,那就是为清贫的作者提供一个补贴的家用,让他获得自尊。”

    探讨文学:构造的不仅是文本,更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体

  对于刘醒龙来说,《天行者》是“自己在营造的一个心理意象”。

  “我从一岁到山里去,回到城里已经36岁,山村里非常不起眼的知识分子感动了我,他们身上有一种高贵的气质,眼神里却散发着一种谦卑,那是一种特有的孤傲。正是这一群人,引领了中国在20世纪后半部分中国乡村的思想启蒙、文化启蒙。没有他们,中国乡村将更加荒芜。”带着这种感情写作的他,创作过程中数度流泪。

  “很多年,我一直在寻找和我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一棵树,但是找不到。通过文学,我发现自己的情感根基,就在记忆深处的土地上,这是我精神的故乡。”刘醒龙说,《天行者》的完成,是对他生命中甚为紧要的乡村情感的莫大宽慰,也是他从内心上对自己所经历的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一种交代。

  “乡村知识分子在那时候的经历,不仅是心灵之痛,也是中国之痛。”刘醒龙认为,对这些丰富的痛的挖掘,构造的不仅仅是一种文本,更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体。”他说。

  而张炜也用22年的生命完成了一场文学的马拉松。“《你在高原》从动笔到完成经历了22年;若加上构思、筹划时间,战线更长。如今,这个较大的创作计划跑到终点,稍微有了一点点轻松感,可以慢慢把呼吸放缓,然后站在新的起跑线上创作下一步作品。”

  “人们往往拿着放大镜寻找别人身上的罪过,很少能把审视的目光放在自己身上。《蛙》就是这样一种实践。”莫言提出,中国当下文学创作应该有这样的观念:把好人当坏人来写,把坏人当好人来写,坏人并非坏得一无是处,好人也不是好得完美无缺,正反面人物都当成人来研究。

  刘震云则在完成《一句顶一万句》的过程中,从一个写作者成为一个倾听者,获得了极大的自由。

  他说:“过去写作的时候,总是自己在对别人说话,或者自说自话;当你倾听,就开始树立对人物的尊重,对读者的尊重,对自己的尊重,实现平等、民主。”

    关于未来:中国文学迟早要走向世界

  谈及下一步创作规划,莫言说,作家的创作力和生命力是越来越强的,他将保持创作的激情;张炜“将创作短一点的作品”;刘醒龙“在写一个长篇”,刘震云下一部作品的主角将是女性,“因为过去我的作品主角都是男性,希望能创作出让女人喜欢的女性形象”。

  关于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作家们认为,中国文学迟早要走向世界,获得世界的认可。刘震云认为,中国文学不能被国外理解也许与翻译有关,很多作品在翻译成外文时失去了原有的思想和价值,更谈不上理解和思考。

  刘震云笑道,诺贝尔文学奖只要改一条评审原则——以中文为标准,中国获奖希望就大大提升。“我身边的中国作家朋友们的创作,一点不比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差。中国文学创作作品水准的判断,还应该由中国人来做,不能让外国人来评价饺子味道的广度和深度吧?”

  寄语未来的创作,莫言说,历史和现实、真实和虚幻在作家头脑中不一定要有明确的界限;但作家应该有能力创造高于历史、高于真实生活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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